讀《萬歷十五年》
《萬歷十五年》由耶魯大學于1981年出版，作者是華裔美國歷史學家雷·黃，這本書是他的代表作，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。當它在大陸發(fā)布時，引起了強烈反響。“歷史可以這樣寫!”讀過這本書的人嘆了口氣。這是這本書的開頭:
“公元1587年，明朝萬歷15年的時候，權力理論是丁海，是一頭豬。”普遍樂觀,沒有事件在敘利亞,縱向有點異常的氣候,降水匱乏在北京在夏天,5月和6月之間瘟疫流行,一直延伸到南直隸山東干旱是由于太多的雨水,秋天在山西又有地震,但是這小一場災難的風險,為我國大,似乎每年都是不可避免的。只要事情沒有導致災難，就不那么重要了�？傊�，在歷史上，萬歷十五年是平平淡淡的一年。”
這種對歷史的敘述方式，與我們接觸過的專業(yè)性歷史書籍大有不同，可以說是完全顛覆了我國的傳統(tǒng)史觀。正史歷史著作，是政治意識形態(tài)的一部分（正史中，往往帶有國家意志和民族的情緒夾雜在里面，與別史、雜史、野史等不同），幾乎所有的正史書都是以傳統(tǒng)史觀進行平鋪直述的敘述。而黃仁宇的這本書，是一部明史研究專著，是學術性著作，但其從不同的角度給我們開放了另一個世界，他淡去歷史中濃厚的政治色彩，從人物的角度來透析時代，他以自己的方式敘說著歷史的真相。每一位閱讀這本書的大陸人都會震驚，原來歷史可以這樣寫；原來歷史并非是那種單調(diào)、格式化的形式！
細讀《萬歷十五年》，震撼于黃仁宇先生對歷史的獨特觀察視角。中國大陸正史著作，在古代大致為編年體、斷代史，按時間、朝代記述這一時期內(nèi)的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文化、思想內(nèi)容；在現(xiàn)代，于大陸的傳統(tǒng)史觀的影響下，作家著歷史亦從整個朝代的政治，經(jīng)濟，文化等方面來寫。歷史課本亦如此，如在新課改前，高中歷史教材的編排就是按照時段順序來，在每一時段中，包括這一時期的政治，經(jīng)濟，文化、思想等方面內(nèi)容。新課改后，歷史課本在編排體例上有了顯著的變化，它改變了以往的編年體例，以專題模塊形式取而代之，但編排過程中依舊圍繞傳統(tǒng)史觀進行。在黃仁宇先生的書中，他是從各式的人物命運的起落中梳理出當朝的政治、經(jīng)濟和文化脈絡，是一種“大歷史觀”，也是一種以小見大的研究方法。
《萬歷十五年》的英文名“1587,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”，直譯過來就是“1587，無關緊要的一年”，在本書的第一章，作者寫道：“當年，在我國
的朝廷上發(fā)生了若干位歷史學家所易于忽視的時間。這些事件，表面上看起來雖似末段小節(jié)，但實質(zhì)上確實從前發(fā)生大事的癥結，也將在以后掀起波瀾的機緣。其間關系因果，恰為歷史的重點。” 萬歷十五年確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，而黃仁宇正是以這一年為支點，將明朝后期的歷史支撐開來。他圍繞萬歷皇帝、大學士張居正、申時行、南京都察院都御使海瑞、總兵戚繼光、名士李贄等中心人物，用他們帶有悲劇色彩的一生，折射出帝國走向衰亡的過程。
明神宗萬歷皇帝年幼時受到元輔張居正悉心而嚴歷的教導。年輕時勵精圖治，他曾堅決抵制臣僚腐化，也常常和內(nèi)閣學士討論歷史上治亂興亡之跡。伴隨著年齡的增長，萬歷越來越抵觸張、馮二人的束縛。不久，張居正去世并被清算，大伴馮保被驅逐出京，萬歷終于掌握了政府的大權。但萬歷始終無法擺脫文官集團的約束，在立儲這件事上它卻無法按自己的意愿行事，并在與文官集團產(chǎn)生了永遠無法消除的矛盾，遂以消極怠政予以報復，自萬歷十四年開始間接地罷免早朝后，“深居二十余年”，到晚年“朝政幾乎趨于半癱瘓狀態(tài)”。
張居正是一個精明干練，很有手腕的杰出政治家。他充分利用了太后對他的信任，皇帝對他的依賴，大大提升了自己的聲望。張居正清醒地認識到，只有進行大刀闊斧的全面改革，才能使國家真正走出困境。他從省議論、振紀綱、重詔令、核名實、固邦本、飭武備等六個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，整飭吏治，富國強兵。但由于他的改革嚴重損傷了文官集團的利益，讓他們感到空前的壓力，因此張居正生前權傾朝野、無人敢動，死后神宗下令抄家，并削盡其宮秩，迫奪生前所賜璽書、四代誥命，以罪狀示天下，人亡而政息，朝廷所施之政，也一一恢復以前弊端叢生的舊觀。致使剛剛中興的明朝，又走開下坡路。整個神宗一朝，沒有人敢為張居正呼冤。然而國衰而思良臣，直到天啟二年(1622年)，明熹宗為激勵臣下，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張居正，予以復官復蔭。然一切俱已晚矣，世間已無張居正！
申時行是張居正的繼任，他從張居正的倒臺中吸取教訓，又深諳文官集團的雙重性格，于是以一個忠厚長者的形象調(diào)和各種極端；做和事佬，緩解皇帝與文官的緊張氣氛。申時行的一生雖平淡也不乏政績：他用人有方治理黃河，阻止了明朝與蒙古部落的戰(zhàn)爭等等„„但申時行在處理皇帝立儲問題時，仍因態(tài)度不堅定而激起了文官集團失望與不滿。最終，申時行背著“十足的兩面派”與“賣友誤君的小人”等罵名默默下臺。
海瑞從小深受母親教化，性格剛毅正直，是明代有名的清官，深受百姓愛戴。
在任蘇州巡撫時期，懷著限制富戶過多占有土地、縮小貧富差別的愿望，海瑞大力干預境內(nèi)農(nóng)田所有權與高利貸問題。土地問題是兩千年來封建社會的根本問題，而明王朝缺乏有效的貨幣制度和商業(yè)法律，使得高利貸無法避免。因此以海瑞一己之力對抗社會力量，是不可能成功的。海瑞以畢生精力為國盡忠、為公眾服務，雖成為公眾眼中的大英雄，卻因剛正不阿在文官集團中失去了普遍的同情，遭到排擠與批評，最后在痛苦中死去。
戚繼光、李贄也是如此。戚繼光是明朝最有才能的將領，訓練新軍，完善編制，開創(chuàng)戰(zhàn)法，力保外敵不敢犯境。然只因與張居正關系密切，張居正死后戚繼光也隨之被革職，晚景凄涼，一貧如洗。而有自由傾向的哲學家李贄也無法理解，以為數(shù)眾多的官僚去治理億萬農(nóng)民，就要求整齊劃一，按部就班，為何不容許他去創(chuàng)造新的社會法則？
“書中所敘，不妨稱為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。„„萬歷皇帝朱翊鈞，大學士張居正、申時行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，薊州總兵官戚繼光，以知府身分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，他們或身敗，或名裂，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„„這種情形，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，而是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，上自天子，下至庶民，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„„”在落后的制度里無論怎樣的個人，身處在何等位置，做出怎樣的努力，無論是他個人，還是他所想改變和擺脫的社會環(huán)境，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錮著，讓個人成為了這制度的犧牲品。
黃仁宇先生就是用近乎于歷史小說的筆調(diào)描繪了萬歷年間的歷史圖卷，以這種以小見大的形式，表達了他獨特的歷史觀念，讓我們對明朝體制的結癥有了清晰的認識與理性的思考。
本書是嚴謹?shù)�，又是有趣的，風格介于學術著作與歷史評論之間，漫談、調(diào)侃、諷刺、幽默的語言盈于其中，如戚繼光也會向張居正行賄，首輔申時行因為一時的妥協(xié)放過了剿滅皇太極的機會導致后來的明朝被皇太極所滅，萬歷皇帝和當時的朝臣是對立的兩派等。這些例子不是作者憑空杜撰或臆造的，作者無論在敘述或是舉例時軍引經(jīng)據(jù)典，用的都是在史料中有真實記載的文獻資料，這就保證了它的可靠性和學術性，而治學嚴謹正是大陸史觀中極度重視的。作者對歷史的厚積薄發(fā)和駕輕就熟，對中國政治制度的諳熟洞然與透辟分析，都顯示出其“史實”與“史識”的完美結合。
本書中作者的觀點是新穎的，黃仁宇認為，中國二千年來，以道德代替法制，至明代而極，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。比如有的文官從來沒有受過軍事訓練，卻
可以領導倉促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，最后殺身成仁。這是帶有沖動性質(zhì)的道德迸發(fā)，固然值得贊揚。但若是一個政府具有高度行政效率，具有周密的法律體制，就不會接二連三地在危難關頭僅僅可以依賴道德觀念�？陬^上公認的，叫“理想”，不可告人的，叫“私欲”。道德理想與私欲構成了文官的雙重性格，是精神與物質(zhì)的分離。一方面，這些熟讀經(jīng)史的文官以仁義道德相標榜，以治國平天下的抱負為國家服務，以自我犧牲精神自詡；另一方面，體制上又有那么多漏洞，給人極大的誘惑。一旦當?shù)赖伦兂芍e言，對私欲無法抑制時，便出現(xiàn)了借道德名義，來滿足私欲。因此，長期以德治國是絕對行不通的。寫作本書的目的，也重在說明這一看法。
“1587年，是為萬歷15年，歲次丁亥，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，無事可記，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(jīng)走到了它發(fā)展的盡頭。在這個時候，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，首輔的獨裁或者調(diào)和，高級將領的富于創(chuàng)造或者習于茍安，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，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，最后的結果，都是無分善惡，統(tǒng)統(tǒng)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(fā)展。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里作悲劇性的結束。萬歷丁亥年的年鑒，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”。“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，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，而法律又缺乏創(chuàng)造性，則其社會發(fā)展的程度，必然受到限制。即便是宗旨善良，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。”作者一語點出這個龐大的帝國王朝的癥結所在，這也是大明王朝乃至我們所有的封建王朝的晚期所需要改革的地方，道德非萬能，不能代替法律。
中國文明孕育了儒家德治思想，自漢代儒家思想上升成為意識形態(tài)之后，儒家思想也可以稱之為儒教，道德的力量遠遠超過行政和司法，這種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，最有力的證據(jù)就是秦漢、隋唐創(chuàng)造的盛世王朝。然而時代在發(fā)展，我們永遠也找不到放諸四海而皆準道理，永遠也找不到一勞永逸的創(chuàng)造。這種制度的優(yōu)越性到了明清時期已愈益保守僵化，大明王朝是以程朱理學來指導文官統(tǒng)治國家，“存天理，滅人欲”，明朝后期道德和“禮”發(fā)展到畸形。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相混淆，對人的一切評價最終歸結到道德問題。如張居正1577年其父去世引發(fā)了一場激烈的交鋒。這場交鋒本質(zhì)上是政治性的，然而形式上卻是禮儀性的。張居正的政敵要求他應當遵從四書所說父母三年之喪的原則，去職丁憂。然而年幼的皇帝需要他的輔佐，從國家利益的角度考慮必須使他留任。然而在“禮”的規(guī)定面前，這一切理由都是蒼白的，最后皇帝為了使他留在身邊，不得
不援引先例特許“奪情”慰留。當儒家德治發(fā)展為教條主義，反倒成了枷鎖、桎梏。萬歷皇帝、張居正、申時行、海瑞、戚繼光、李贄等等人，在道德和制度雙重管制下，一個個都敗北，萬歷十五年的傳記，其實就是完敗史。張居正是強人政治的代表人物，雷厲風行，獨斷而立，最后他成為道德的犧牲品；海瑞是個人道德的楷模，恪守本分，盡職盡責，但他最后成為制度的犧牲品。“中國儒家的原則本意是善良的，很可以作道德的根基，但在治理國家時，宗旨的善良不能彌補制度的粗疏。”與儒家德治相對應是法家的法治思想，強調(diào)法律制度在國家治理中的權威地位。代表人物有韓非，主張“不務德而務法”以及法、術、勢相結合。法家思想在秦朝得到了實踐，但由于重法而輕德，導致秦朝二世暴政而亡。
如何協(xié)調(diào)法律?中國古代的歷史給了我們一些例子。在當今社會，國家倡導依法治國、依法治國，是屬于政治文明建設的，法治屬于德性、制度和文明的精神文明建設，構建和諧社會。因此，在古代，在國家治理中，小到教師治理階層，道德法則應該互相補充，相互促進，兩者是不可缺少的，更不能偏頗。
書讓人深思熟慮的除了德國和法國的母公司,及其獨特的寫作方式,”的獨特視角,恢復正常,看來,不失嚴謹”,是這本書的寫作,這種寫作方式,歷史學界震驚了大陸,是創(chuàng)新,為我們的重擊。在同樣的歷史背景下，黃仁玉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得出了不同的結論。同樣的內(nèi)容，有些人可以創(chuàng)新，為什么?為什么我們總是被別人的創(chuàng)新震驚?為什么我們總是抱怨“可能是這樣”?為什么我們不能被震驚?也許，我們已經(jīng)習慣了常規(guī)，我們習慣了隨大流，我們習慣了傳統(tǒng)的，我們的精神被一種不斷增長的創(chuàng)新精神所吞噬，在衰退中選擇一本合適的教科書，我們的公寓是什么?是什么在我們各自的領域扼殺了我們的靈感?“生而憂，死于幸福”，也許我們在一顆心，一顆創(chuàng)新的心，終身學習在心中尋找答案。
「標簽: 萬歷十五年讀后感」